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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战争之一。这场战争的胜负其实是由一个细节决定的。公元383年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大到决定了以后数百上千年中国历史的走向，这就是前秦和东晋之间的淝水之战。如果前秦胜了，北方游牧民族接着就会大举南下。迁徙到南方的中原汉文明会受到沉重打击，就此彻底覆灭也说不定。好在最后是东晋打胜了，遏制住了游牧民族继续南下的势头。此后虽然南北分裂的乱局还持续了很长时间，但汉文明毕竟延续了下来，有机会在日后复兴和发扬光大。淝水之战如此重要，但决定胜负的却是一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环节。开战以后，秦晋两军分别占据淝水两岸。秦军数量要多得多，占压倒优势。但双方隔着一条河，无法接战。晋军派人对秦军说，你们靠河边那么近，都没地方打仗了。你们且往后退一退，腾出点地方来，我们好好厮杀一场。秦军主帅苻坚想，等晋军渡河之际，我派骑兵冲锋突击，岂不是获胜的好机会，便同意了把部队后撤，没想到这就中了计。秦军后撤时，阵型一时松动，趁此机会，晋军八千人抢先渡河，立即开始攻击，冲杀秦军。同时，秦军阵中有东晋事先布置的“第五纵队”，趁乱大喊“秦兵败矣”。前秦士兵一听，以为真的败了，争相逃命。秦军秩序大乱，全面崩溃。东晋军队冲上来大杀大砍，前秦军队就此一败涂地。
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前秦的士兵那么傻吗？自己这方几十万人，对方第一波冲上来的只有几千人，数量很少，怎么会有那么大破坏力呢？前秦军稍微冷静一下，看看四周的真实情况，就不至于自乱阵脚嘛。再说，就算慌乱一下，何至于乱到不可收拾，彻底崩溃。前秦军中的军官都是干嘛吃的！要想理解这事，就得放下手中的历史书，想象一下古代士兵作战时的真实感受。古代步兵作战，要排列成紧密的方阵，和我们今天广场阅兵式的方阵差不多。除了方阵四边的士兵，阵中大部分士兵的视野都很狭窄，看到的基本全是战友的后脑勺，对战局的整体情况一片茫然。大家都看着军官在高处挥舞的旗子进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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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可别忘了，这不是广场阅兵仪式，这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。所有人都高度紧张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对各种信息高度敏感，有一点差错、耽搁，那可就是或生或死啊。如果前面真是败了，留给后面士兵逃命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。如果没有赶紧调头拔腿跑，随后可能就要面对敌方冲上来的骑兵的无情斩杀了。这种情况下，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、零碎的信息，都可能以无法预知的方式迅速变异和传播，导致整体局面失控。这种情况被称为“非理性异动”，也就是一种群体恐慌。
古代行军打仗，往往军纪非常严苛，动辄就要砍头。为什么要这么严格？是因为古人野蛮残忍吗？东晋末年有一场战争。一方的军队在长江边列队准备开战。突然有一匹军马惊了，踩踏了身边的士兵。这本来是军中的常见小事。控制住惊马，抬走受伤士兵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没想到，就这点小事，引发全军的“非理性异动”，乱成一团，许多士兵因此被挤到江中淹死。淝水之战中，前秦军队有几十万人，但人员情况复杂，来自很多地方，是临时拼凑而成。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，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，内部的信息传递本来就很低效。东晋充分利用了前秦军的这个劣势。诱其后撤，就是意在弄出点事来，然后利用抢先攻击和秦军中的“第五纵队”，把这个小事放大，制造出复杂难辨的战场信息。一片混乱之中，前秦军庞大的规模、众多的士兵反而成了累赘。当时，东晋军第一波攻击造成先秦军混乱时，苻坚有个弟弟苻融，率领骑兵部队在后方，并没有受到混乱的影响。苻融看得很清楚，没有什么大败，如果本方能及时稳住阵脚，发起反击，东晋渡过江的那几千人根本不算事儿。可是苻融很不走运，他率领骑兵刚发起反击，就“马倒被杀”，稀里糊涂就被被本方的乱军踩死了。他的骑兵部队，根本拦不住本方的大量溃逃士兵。局面已经不可收拾。古代军队的“非理性异动”，除了战场上的骚乱以外，还有一个重要表现，那就是军营“夜惊”，也就是军队在夜间宿营时，因为一些偶然的小事，众多将士陷入惊恐，误以为敌军来偷袭，而发生的自相砍杀和逃散的情况。古代的技术条件下，照明、通讯、侦查、巡逻、放哨等条件都很简陋。防止军队夜间被敌人偷营劫寨，是个大难题。而且，这个大难题，将士们都心知肚明。所以，他们在军营中睡觉时，都保持着警惕，随时准备敌人冲进来厮杀。这时，营中有什么动静，就很重要了。大家都揪着心听着，这样一来，就难免会有误判。
影视作品中展现的古代军营 | 图片来源：互联网
因此，古代行军宿营，将帅非常强调军营的纪律，宿营时严禁无故惊扰、大声喧哗、传播谣言等行为，规定细化到不得在军营中奔马，不得在其他军营中借宿，甚至士兵们看到禽兽蛇虫等物，都不允许告诉其他士兵，要直接向本部军官报告，避免以讹传讹。并且，对违反禁令者，往往处以斩首的极刑。事关全军生死，丝毫懈怠不得。发生夜惊的军队，未必是刚刚建成、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。久经战阵的老兵反而更容易发生夜惊。这是因为，仗打得越多，被偷营劫寨的经历也就越多，这方面的警惕性越高，也就越容易“惊”。军营夜惊和士兵的战斗素养、军官的指挥能力都关系不大。造成军营夜惊的主要原因，就是各种信息的干扰和混乱传播。所以，有经验的统帅，对付军营夜惊，并不是赶紧找原因，澄清事实真相，试图用正确的信息压倒混乱的信息，那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只能添乱。对军营夜惊这样的“非理性异动”，靠理性，靠所谓透明性，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。对付非理性情绪，只能同样依靠非理性的表现，比如主帅的镇定自若，或下重手强力弹压。南朝时，有一次萧道成率军出战。夜间有军马惊跑，造成士兵惊恐混乱、四散奔逃。萧道成当时可没法向大家解释：大家不用慌，不过是军马惊了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在那一片混乱中，萧道成展示再多证据也没人听。萧道成的对策是：秉烛正坐，厉声呵止。反复多次以后，军营的混乱局面稳定了下来。
社会问题的复杂性，恰恰是因为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混杂在一起，难以分辨。军阵和军营中的“非理性异动”，从今天大众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都是在极大的人口密度下，加上极大的心理压力和信息的混乱庞杂，出现的群体极端行为。类似的情况并不只存在于军队中，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发生，比如群体集会中的踩踏事故，或是疫病流行中的群体恐慌。在这些恐慌中，往往本身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大事，但零碎、混乱的信息却导致人群的非理性异动，进而造成大恐慌。大恐慌本身带来的损失，甚至要远远大于真有什么事发生可能造成的损失。
群体恐慌 | 图片来源：互联网
了应对这种“非理性异动”，人类社会其实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，概括来说就是，尽量避免“人群密集、心理压力巨大、信息混乱复杂”这种局面的出现，尽量事先就予以拆解、疏散、分化，如果不成，就转而尽量冻结。所以，古代行军打仗中有很多今人看来严苛至极的规定，动辄就要砍头，看上去非常残暴野蛮。如果你理解了古人面对的真实处境，就会知道，那不是残暴野蛮，那是面对非理性异动时的高度警惕、如履薄冰和小心翼翼，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和压制足以导致全军覆没的群体恐慌和溃散。理解了这些规律，也就知道了应对群体恐慌的主要方法。群体恐慌是一种非理性情绪的大发作。在理性的情况下，人们都能认识到，保持镇静和秩序对大家都有利，但在局势危急且信息混乱的情况下，人们来不及做出缜密的理性思考，只能凭借本能仓促做出趋利避害的决定。这会导致整体局面更加混乱，甚至陷入恶性循环。有人可能会认为，这种情况下，尽量让信息充分、透明，坚持“以理服人”，严格按照规则办事，就能制止群体恐慌。这种“用理性应对非理性”的想法，很可能是一厢情愿。真实世界可不会那么“符合理性”。应对非理性情绪，恰恰不能依靠理性，而更多地要依靠非理性。军营发生夜惊时，如果主帅也慌慌张张地和士兵一起没头苍蝇一样乱撞，那局面就彻底失控了。但是，如果主帅在一片混乱中试图摆事实讲道理，也是不得要领，不但制止不了恐慌，自己还多半会被乱兵踩死。唯有主帅保持镇定，同时，还能采取坚定有效的措施，那才有望制止夜惊，重建秩序。所以，应对群体恐慌，对领导者、管理者的要求很高，他们必须具备强大的人格力量和过人的勇气，在关键时刻，敢于采取非常规的、不讲理的甚至是过分严厉的措施控制住局面，比如发生夜惊时当众处死几名士兵。谨小慎微、循规蹈矩的领导人，很难应对群体恐慌。古往今来无数的事实表明，群体恐慌的状态下，制度也就是理性的作用，是次要的。这时候，必须动用道德、信念、激情甚至信仰等非理性因素，才能对抗和战胜同样是非理性的群体恐慌。有人在分析社会问题时，只看重制度的作用，而忽视甚至否定个人的作用，认为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、自我牺牲这些道德品质在社会层面没有什么意义。事实上，无论制度建设多么完善，制度终究是“干巴巴的”。有血有肉的人才真正能打动其他人。从治理国家，到管理机构、公司、家庭，从来都不可能按照某些理性的、普遍适用的规律来机械地进行。社会的复杂性，正表现在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混杂难辨。成功的治理和管理，永远都来自理性和非理性、智慧与道德、经验与激情的有机融合。更重要的是，要想学会这套本领，既无锦囊妙计，也无捷径可走，只能依靠长期的人际互动逐渐积累而成。如果把这也看作一种知识的话，这种知识，可能是人类知识系统中最复杂、也最难传授习得的知识。一代代的人，都要靠毕生努力钻研才能获得。